从“市”到“场”梳理唐朝时期坊市制度“崩溃”的最终的原因

  这是出自唐代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一诗，诗中很形象地描绘出唐朝都城长安街道上的景象，街道上车水马龙，富家贵族来来往往，一片繁荣。由此能够窥见一幅只属于大唐的盛世画卷。而诗文描写的那四通八达的街巷就能看出唐朝商业的发展和

  坊市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慢慢的开始形成雏形，发展于汉，巩固于魏晋，而兴盛于唐朝。坊市制度是指在古代城市将居民区（坊）与商业交易区（市）严格分开，坊与市由官府严格管理和控制。

  进行商业交易活动的“市”具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受国家干预和法律调控。官府严格规定市中商品交易的时间:必须以“日中为市”，三百声鼓鸣以会；过了七刻钟后，又以三百声鼓鸣而散。而且城中交易的场所和范围也被官府强行控制。

  唐朝初年，由于隋末大乱导致的经济严重滞后，社会生产凋敝。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权统治，唐朝政府开始全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统治阶级为使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于是严控百姓的生产、商贸等活动，坊市制度由此而兴盛。统治者使人民大众依附固守在土地上。

  市与坊规划严整，官僚机构、居民住宅区和集市被严格管理和分开，以此来稳定农业劳动力，“市”的影响力和功能效力很小。

  在唐早期，坊市制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坊市的严格分开，对于外界的干扰和侵袭也得到了很好的隔离，保证了民众生活的安全和稳定及解决城市治安等问题。但这种制度严重限制了人身自由，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和商业发展，跟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到了唐朝中后期，坊市制度越来越不受用，逐渐开始松弛和破坏。

  一直以来，唐朝的政局都十分稳定和统一，并且拥有非常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即使是唐玄宗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及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猖獗、部分宦官专权而造成唐朝国力有所衰减。但由于唐朝统治者们励精图治，政策开明，经济很快都到恢复和发展，国力有得到了振兴，例如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这为从“市”到“场”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唐中后期，农业得到迅速发展。统治者对农牧业十分重视，颁布“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政府还全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工具一直在改进，出现了曲辕犁。在水利灌溉工具方面，筒车和水车的发明使用节约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农作物水稻种植及茶叶的推广，耕作制度与技术的水平也在不断成熟和进步，耕耙技术和垄作法的完善使农作物的产量逐步的提升，这为集市——“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粮食产量的提高直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加上丝织技术的成熟和陶瓷业的繁荣，唐朝手工业发展到了历史的又一个高峰期。而造船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唐朝海外贸易的兴盛，使对外交通得到进一步完善。

  运河的修缮沟通了南北方之间的交流，水运和陆路交通的便利性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也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使城区与郊外的联系更加紧密、人流往来和物资交流得以加强。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使得外来人口增多，市镇繁荣发展，许多大都市慢慢的出现，商业贸易活动频繁，“场”也由此兴起。

  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导致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过剩，在满足了个人和家庭的需求后，人们渐渐将这些多余的劳动产品拿到市集贩卖，于是，城市的市集贸易开始发展，日益繁盛；而仅只是白天的交易已经没办法满足人们的商品交换和消费需求，因而市坊的时间限制开始打破——夜市便出现了。

  城镇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兴盛，农村慢慢的出现草市、野市。小小的市再也容纳不了超量的商货和人流负荷，规模逐步扩大，形成范围更大的集场。

  在这个时期，古代最初的银行雏形——柜坊也在逐渐盛行，与之附带的“汇票”飞钱跟着出现，货币交换更加便利，加上邸店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原本作为统治和军事中心的大城市日渐向商业化大城市转型，城市的经济职能开始突出，唐朝的商业大潮出现，场集开始代替东西二市。

  经济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商业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唐朝晚期分隔坊市的大墙受到严重摧毁，东西两市也迅速漫延到了街区，扩展着场的范围。从唐初到唐末，坊市制度完成了从盛到衰从“市”到“场”的华丽转身，而长安庙会的兴起就是这诸多的动力因子中的一员。

  庙会作为集市贸易的一种形式，属于“场”的一个扩大延伸。它通常是人们在寺庙或道观进行的有关祭祀、斋会、讲道、作法等宗教活动。庙会一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宗教节日里进行，它的兴起与民间宗教和风俗习惯有关，尤其是佛教和道教的发展。

  李唐王朝自建国以来就十分推崇道教，唐朝本就是“李”姓，皇室尊奉老子李耳为他们的先祖，开国早期还借“太上老君”使百姓信服和认可新的李氏政权，以此满足政治需要。加上道教本就是中国古代的本土宗教，民间早已广为流传。其修身养性、清静无争的思想也广受人们的追崇，尤其是那些官场失意、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文人骚客，以此作为一种精神慰藉。

  唐朝“华夷一体”的民族政策和开发、兼容的对外政策使得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及外族人民相互交融。不管是来自内陆，还是来自国外，各个民族的人们相互来往，形成一种和睦、友好、平等、包容的民族氛围。在这空前的盛世交流往来中，异族人民带了他们国家的特产，传播他们的文化，也带来了佛教

  佛教的盛行是在武则天时期，当时武皇夺位，为了使人民群众支持她的统治，便利用佛教，假托神明，编写《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转世，从而美化统治，坚定“君权神授”在人们心中的概念，麻痹和教化劳动人民。因此在武则天在位期间，佛寺大量修建，迅速在民间崛起，被大力弘扬和流行。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广，加上自古以来民众对神灵、祖先的敬畏之心深入骨髓，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成为民间的主要信仰，兴办庙会便成为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受到各个阶层人民的喜爱。

  每到宗教节日或者特定的某一天，长安城的庙会便会热闹非凡，无数的善男信女和游客商人汇集于此。人们烧香拜佛、祈福消灾、祭祖听道，满足劳动人民对天地神明的精神寄托。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民间艺术表演，比如踩高跷、花灯会等等文娱活动，丰富多彩的庙会文化。

  在庙会的这一天，大量民众聚集在一起，汉人、胡人、高丽人、东瀛人等各民族人种汇聚，人流量巨大，商贩们看到了商机，于是抓住机遇，开始摆摊售货，货物交易频繁，商品交换因此昌盛。从人们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到异国他乡的奇珍异宝，商品的种类应有尽有；市集上商贩云集，行商、坐商、流动小贩、摊点……集场愈加繁荣。

  各地香客和商人们在同一时间段来到城中，人口膨胀，邸店和客栈的规模迅速扩大，寺庙和道观的数量也不断扩建，香火愈来愈旺盛，商贸交易活动急剧增长，市集贸易迅速壮大，商品经济因此逐步发展。而这些大规模、大排场的庙会和商业活动及庞大的人流量直接刺激坊市向道、街市的转变，场的扩展已经突破了坊市的时空限制，庙会也开始向庙市发展。

  由于庙会具有时间和地点的固定性的特点，加上人口流动性高、群众动员性和集散性好、辐射与影响力广、社会引力强，因此官府的“仓场”开始设在庙会上，方便与百姓进粮物交易和货币兑换。

  庙会除了带动市和场发展、巩固经济贸易、推进货物流通外，还对唐朝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非消极作用。庙会上的民俗表演一方面具有商业性，另一方面就是具有极大的娱乐性。艺人们通过对这些传统艺术形式的展览，不断丰富唐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传承了优秀的文化。

  坊市制度的破坏和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坊市制度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发挥了它的非消极作用，其规范的管理体系对现代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庙会的发展，从古自今从未衰落。庙会已然成为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