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莱昂斯看中国经济：罗宾汉、金凤花姑娘和超人经济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飞机着陆，向前滑行之际，有过几次急刹。我看向窗外，让我吃惊的是，停机坪的柏油路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仿佛飞机跑道就是一条普通的马路。

  这是在那时的中国与当今中国截然不同的体验之一。当时北京机场只有一个航站楼，通往市区的双向车道在周日的早晨显得空空荡荡，只偶尔有轿车和农民的运货马车经过。

  随后的日子里，周一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没听到汽车和卡车声，没有早高峰。从宾馆房间的窗户往外看，我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骑自行车的人。空气干净，能见度高，与现在大为不同。

  如今北京有数不清的主干道。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全球最大的机场之一，而且北京还将修建第三座机场。北京污染很严重。

  过去20年里我去过中国多次。其中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去的10年之后，有一样东西没发生改变：我住过的那家坐落于一条主路上的中国大饭店。

  2005年中欧商务峰会之际，我在一个小的接待台见到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时英国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我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那时候中国明显有着雄心壮志，要发展经济与金融行业，并深化与主要贸易伙伴欧洲的关系。而现在，中国在一起进行这三件事，并还有其他事。

  中国有不计其数的数据可以引用。其经济规模庞大，统计数据往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不过，围绕中国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编制GDP的过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让人吃惊的是，数据永远与官方预估一致! 对历史数据的修正往往较大，而且官方数据未涵盖地下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编制的经济数据，又通常远高于预测。

  因此，中国的数据与很多国家一样，最好同其他指标放在一起来考量。数据不是解开中国经济的唯一钥匙，重要的是挖掘事态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

  几年前，我在英国一个议会委员会围绕中国发表看法，当时阐述要点的时间有限，我把中国形容成罗宾汉、金凤花姑娘和超人经济。这种说法到现在也不过时。

  罗宾汉是英国民间故事里的侠盗，以劫富济贫闻名。中国就是当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国家赚钱，再给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地区。

  在西方世界眼里，中国经济一直在依赖廉价劳动力、维持货币低估和抢走西方的工作。中国在作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的经济体发挥自身长项的同时，也被认为并未遵循其他人所遵守的准则。

  在西方世界之外，对于中国则是另一种看法。对拉美、非洲和亚洲而言，中国被视为一个很大的市场、投资的来源以及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推动力，帮助了当地的出口和就业。

  这种正面看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浮现的：之前在东亚旅游，很容易听到中国被视作竞争威胁。但跟着时间推移，随着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对它的态度开始朝一种正面的方向改变。

  金凤花姑娘是美国传统童话的角色。她喜欢不软不硬的椅子、不凉不热的粥、不软不硬的床——都是“刚刚好”的东西。对金凤花姑娘来说，粥的温度要刚刚好。

  就像中国经济一样。经济过热，通胀就会上升，打击到把支出大部分用于食品的穷人。热度太低，失业会增加。两种结果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确保经济稳定上，中国领导层总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挑战，尤其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在任何国家，地区间总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在中国这种差异是巨大的。

  理解这些失衡的重要性，就可以解释中国目前为何把重心放到发展中西部。在这一些地方，成千上万的新城镇和城市被建起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迁出农村。现在这一些地方基本不为世界所知，但几十年后有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一直有人担心，从农村涌入的移民可能给城市造成混乱。这一点由户籍管理制度加以控制：农民进城后无权享有与本地人一样的福利。

  在2008年底危机过后，户口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当时很多农民工失去在沿海地区外贸工厂的工作，不得不返回内地。很多人能够回归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尽管如此，农民工的失业率仍大幅度上升，加剧了当局在西方金融危机后提振经济的紧迫性。

  很突出的一点是，中国渐进式的政策调整，与一些颠覆性的重大举措是同步进行的，比如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另外的地方绑定的主要因素。

  现任领导层势必推进进一步的必要改革。这包括：让市场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调整生育政策，改变户口制度使其符合最新国情，改善农民工的权利。

  中国在危机袭来后的政策回应，反映了其强有力的领导力，但也加剧了部分问题。政府松开荷包拿出资金，向经济中注入了约4万亿元的巨额资金，让地方项目支出飙升，其中有一些属于成本高昂但尚无用途的项目，比如不计其数的摩天大楼。

  太多钱太快地涌入经济，会造成问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金融业仍在发展初期的国家。对于一直上升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融资，都曾存在忧虑，很多这类平台后来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救援。它也引发了对中国影子银行业的焦虑。

  好消息是，当局目前对问题已有警觉，不太可能任其重演，而且政府的财务健康情况足以应对冲击。

  中国的一个问题是，管理经济的方式还停留在经济规模远小于现在的时期，即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那时候中央政府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而现在经济规模远超之前，中央政府影响力下降，后危机世界就反映了这一点。有人说，大规模的私人资金撤离中国，进入伦敦等地的房地产，就说明中国富人急于分散财富以避免中国出现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一度不赢利，没人愿意投资，但随着它们开始赢利，当局已不再愿意出售。从某些角度看这不要紧。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和增长，私人部门规模远胜以前。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我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代表们做过一次演讲，他们受英国首相之邀访问伦敦。据说这个代表团的大约30人，掌控着中国约7%的经济。这是一段短时间里的巨大改变。

  中国不再追求快速地增长，重点将放在提升消费、改善福利体系与发展绿色经济方面。信息很明确：中国一定要通过一些调整，确保金凤花姑娘的粥保持在合适的温度。

  快速增长转变为更可持续的增长，挑战之大不容低估。中国决策者迫切希望，投资占GDP的比重能降到38%~40%左右——这个水平依然较高，但考虑到城镇化和工业化则也合理。全球的均值约为22%。

  中国仍需考虑持续较高投资比重的影响。它有助于必要的经济转型，不过一旦资本预算阶段性下滑——当需求和信心下降，这种假设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成真，经济就容易受到牵连。这种例子时不时地出现，比如世界各城市的烂尾楼。

  中国需迅速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才能使未来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更可持续。私人消费的比重目前约在30%，政府消费的比重为18%，这二者合计需达到75%左右，才能比肩其他国际经济体。

  这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是数十载。它应该会让中国更有动力去促进国内科学技术进步，据世界银行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8.7%。

  回到我之前对中国经济的三重比喻，中国也是一种超人经济：它在“起飞”、“腾空”。但超人有个死穴：氪石。（氪石是超人家乡氪星爆炸后产生的碎片，不一样的颜色的氪石会对超人造成不一样的伤害。氪石也成为刀枪不入的英雄的弱点的代名词。）

  中国的氪石就是缺乏资源。中国永不满足的大规模资源需求，使全球大宗商品的价值有了“坚实的地板与柔软的天花板”。

  坚实的地板就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强劲的基本需求，支撑着价格。柔软的天花板则指供应中断的脆弱性：能源问题往往由地理政治学引起，食品则主要归因于天气。

  中国必须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要困难。

  1960年时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如今只有13个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包括赤道几内亚、中国香港、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与希腊，不过希腊现在正面临着变回发展中国家的危险。

  世界银行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明了中国经济转型任务之艰巨，也提出了中国需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才能承受经济提高速度到2020年底降至5%，这是一种符合中国未来国情的健康增速：届时中国应该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经济规模远大于当前。

  那些希望受益于中国崛起的企业，该怎么样看待这一点？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无疑还会扩大。随着收入增长，家庭倾向于增加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年轻人随着购买力上升，将更青睐品牌。

  在强劲增长的初期，经济体会需要更加多生产资料，德国等国家的出口商将受益，之后是对公司和金融服务的需求。衡量对中国的出口，并非了解谁在打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因为对有些领域来说，直接把业务运营设在中国更加合理。

  对于试图打入中国市场的外企，挑战之一来自中国本土企业及其他跨国企业的激烈竞争。

  打入市场需要时间，常常要同在其他几个国家一样，与本地的企业密切合作，以理解事情在当地的操作方式。中国所发挥的影响，在其他几个国家同样可以感觉到，得益于中国的罗宾汉效应。

  因此大大小小的国际型企业可能会希望，通过投资于其他强劲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来避开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比如南亚或南美经济体。要点在于，企业要想受益于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不一定要把中国作为唯一的潜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