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纸币竟然隐藏了这么多知识点！

  ，可谓掀起一波“宋史热”，热心网友们纷纷从剧中服化道入手，将宋代人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研究一遍。

  不过，有一个细微的切口，或许你未曾关注过，但它在历史中地位却非同寻常，那就是货币。

  期间，她曾拜托男主角手下，把自己在钱塘存放的财产兑换为“飞钱”。“飞钱”功能和“交子”相似，是宋朝纸币的雏形。

  早在北宋太宗淳化（990—994）末年，四川成都的私家商铺就发明了私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第二年正式发行官交子。从此，人类历史上除了金属货币，又新发明纸币这一信用货币。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那纸币如何被发明出来？它为何会在北宋初年的四川被大家接受而成为交换媒介呢？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于965年攻灭后蜀，占领四川。

  攻占蜀地之后，北宋朝廷命令占领军将当地铜钱搜罗一空并运回首都开封，且禁止外地铜钱再流入蜀地。

  铁的价格比铜低廉，重量又比铜重，因此铁钱价值远远低于铜钱，但是重量却超过铜钱数倍不止。

  当时四川是盐、茶、丝绸等大宗商品的重要产地，货币的流通量很大。但因为铁钱非常笨重，1000枚大面值的铁钱就有25斤重，中等面值的铁钱也有13斤重。而买一匹罗需要中等面值的铁钱2万枚，就必须要肩挑车载。

  因此，数额稍微大一点的交易使用铁钱支付就非常不方便，对长途贩运的商人更是不可承受之重。

  北宋朝廷一拍脑门将四川变成专门流通铁钱的地区，给蜀地生活民众带来诸多不便。

  但是，聪慧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四川人民不但没有被这一困难难住，反而创造了一种新货币形态，来解决当地大额支付使用笨重铁钱的困难。那是什么办法呢？

  聪明的商人很快发现，外地来成都从事大宗交易的商人因需要携带巨款，一般到当地都要找人代为保管现钱，于是一批专门为商人保管现钱而收取保管费的铺户应运而生。

  他们“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意思是收取外地商户寄存的铁钱后，就给商户们开具一张被称作“交子”的收据作为取款凭证。

  这些从事中介服务的铺户被称为“交子铺户”。交子面额完全根据存款人所交现钱数额临时填写，即“书填贯，不限多少”。因此，最初的交子更像是活期存款凭据，与纸币性质还相差很远。

  作为活期存款凭据或现金支票的交子，实际上很多方面都受到唐代飞钱影响。为了大家能更好地理解交子下一步是怎样由活期存款凭据发展成为纸币的，我们有必要将交子与唐朝的飞钱做一对比。

  《宋史》在讲到纸币交子时，开篇就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元史》在讲到“元钞”时也说纸币来源于唐代飞钱。

  实际上，无论是讲到交子，还是说到飞钱，都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唐宋之际的钱荒。正是因为钱荒，才催生出唐代的飞钱和宋初的交子。

  《书·食货志》是这样记载的： 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意思是说，当时商人们到京城来做生意，挣了钱以后还要再到各地去进货。因为京城缺钱，朝廷就规定商人不能运钱出城。

  于是，聪明的商人就把现钱借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城的办事机构，或者是在京城的富商，领取一张票券作为借据，这样就省得他们再带钱出京城。

  商人回到地方以后，凭借领取的票券经核对没有错误后，就可以取回钱币，但要缴一定手续费。这张票券就叫“飞钱”。

  一是现金异地交付。商人先向京师的机构交付现钱领张票券，回到地方后再凭借这张票券领回现金，这是一种“钱—钱”，即由钱到钱的交付过程。因此，飞钱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和行使货币的职能。

  二是必须“合券”才能取钱。商人拿“券”到本地相应的机构去“合券”，也就是核对证明，才能支取现金。很明显，这样的形式仅仅是一种单向的汇兑。

  这种“券”，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是定点兑现，所以它还只是一种汇兑凭证。虽然是纸质的，但是并不能被当作纸币。

  飞钱本质上属于借据，借钱还钱，实现的仅仅是现金在时间上的转移。但是，当商人从京师存钱去外地取钱时，就实现了现金在空间上的转移。这样飞钱就由现金借据转化为现金汇票，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汇兑业务。

  受此启发，作为存款凭据的交子，如果持有人能向第三方转让，或者是能够直接支付购物，那它就实现从活期存款凭据向信用货币即纸币的飞跃。这样一来，一种新的货币形态，即纸币，就诞生了。

  在钱荒的背景之下，飞钱作为现金借据，在朝廷限制京师铜钱外流这一外在动力的推动之下，转化为现金汇票，便利了商人的大额异地贸易。

  那作为活期存款凭据的交子，又是怎样一步步地发展成为纸币的呢？它实现这一转化的外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交子作为活期存款凭据，最后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纸币，实际上与北宋初年在四川成都爆发的一场农民起义，即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那场起义有关。

  宋灭后蜀之后，将蜀地的铜钱搜罗一空运回北宋都城汴梁，不仅如此，北宋朝廷还将后蜀存储的财物也全部运回京师，又以“上供”等方式掠夺四川出产的布帛，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收购和销售。

  对于川峡盛产的茶叶也采用同样办法，由官府垄断收购和销售，禁止民间交易，从而断绝了很多茶农和茶商的生计。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大量失业，生活更加贫困。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青城县茶农出身的王小波，于淳化四年二月，聚集民众发动起义。他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意思是说，我非常痛恨贫富不均，今天起事造反，就是要给大家实现均贫富。

  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深得民众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增加到数万人。淳化四年年底王小波受伤去世后，他的妻弟李顺被推举为新领袖。

  这支起义队伍在李顺领导之下越战越勇，于淳化五年正月一举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年号为应运，并且铸造发行应运元宝、应运通宝两种年号钱，这是目前所知道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铸造的货币。

  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朝廷紧急调集多路宋军进行围剿，起义军坚持半年多后失败，李顺战死。但这次起义却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这是因为此前开设“交子铺户”的人都是当地财力雄厚并且在商界素有威望的富豪。他们凭借财力和威望，能确保做到商户们随便什么时间都能用交子来兑换现钱，这就为交子建立了较高信誉。

  因此，交易双方为减少费用、便利贸易，都逐渐地愿意接受用交子这种存钱凭据来代替铁钱用于支付，使得交子能做到“无远近行用”，意思就是说不管距离远近都能使用，大家都愿意接受。

  这样一来，原本仅仅是存钱凭据的交子，在大额商业贸易中，逐渐地被当作信用货币使用起来。

  特别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波及四川全境后，受战乱影响，四川铸钱局铸造的铁钱数量减少，更加剧货币不足的矛盾。于是交子在民间交易中，就越来越普遍地被当作货币来使用。

  交子既可以向发行者兑换铁钱，又可以在市场中购买商品，这样它就完成了由存钱凭据向信用货币职能角色的转换。于是，一种全新货币形态—纸币就这样诞生。

  于是，铁钱与交子相互依赖、互为补充，并彼此成全，共同谱写中国古代货币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不经意间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